hi，我是胖胖。 昨天下午幼儿园的那篇文章突然消失了。感觉自己越发像一个在文字中小心翼翼、仔细推敲的角色，内心卑微而又迷惘，回想起个体的尊严、处境与命运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现实的深刻无奈。我内心深处浮现出一阵悲凉，正如木心在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中所描述的：“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”。我想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那场纷飞的雪暴。
昨晚睡前刷手机，看到汪的一则动态：评论区简陋无趣。按照汪的定义，我并不能算作所谓的“公知”，因为我的知识储备极其有限。依照他的分类，我大致属于那被忽略的下沉群体，所有人其实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。作家靠写作维持生计，律师通过打官司谋生，医生给病人治病，甚至连编剧的你，也依赖剧本来生活，偶尔通过骂公知来增加流量收入吧？坦诚对待自己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可耻的，尽管生活拮据，但我不以低贱的方式为荣。
我坚信，任何社会中总得有人以说话为生，努力表达那些不便直言的、难以公开的问题，尽管这其中往往难免有选择的成分，而说出这些话的人也未必完美。如果只有那些口齿伶俐但缺乏深度的声音在场，而司马南这样的角色试图占领这个市场，那么近期幼儿园的事件、食品安全问题等，难道你们曾基于民声和良知发声过吗？如你所说，当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消失后，剩下的空间只会被你们这些迎合的声音迅速填满。如果只剩下那些抱怨的声音，那么整个社会距离沉默也将不远。
鲁迅当年与林语堂、梁实秋及新月派争吵时，悬在他们头上的没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绝对真理。尽管他们互相攻击、诋毁，但没有人能抹去对方的存在。因此，那时有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沈从文、张爱玲以及钱钟书等。若只是那些迎合的声音在场，逻辑、常识、判断和选择都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消失。
另一方面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些现象如同一百年前的遗物，诸如疯狂的叫嚣、扭曲的人性和公然的野蛮行为从未消亡，反而愈加猖獗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善恶交织的欲望、情感及私心等。这些平常的小恶并不足以对社会造成大碍，甚至在太平时代，它们对他人生活的影响有限。人可以自私、懒惰、嫉妒，只要没有外力将这些欲望暴露于人前，一旦这些负面情绪被赋予了“正义”的面具，借助越来越多的迎合之声，内心的恶念就可能成为巨大的破坏力。
人性之恶会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严密的恶性循环，使得人们在仇恨中互相伤害，扭曲到近乎绝望的地步。即使试图以善的力量来纠正这一切、保护善良，几乎也是不可能的。不论是某个势力高高在上，还是普通人在街头巷尾的勾心斗角，都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那些内心的恶意将再度席卷社会，形成一种血腥的轮回。
汪说，公知的群体下滑已成现实。我却觉得，这才是真正的下沉时代，仿佛宋江的时代。他可不是个好人，所谓的及时雨、呼保义，不过是披着义的外衣。眼中的他，正是将‘假仁假义’玩弄至极，并最终以‘忠’作为收尾的人。他的手段令人不寒而栗，将那些本就有各自生活的人一个个引诱上梁山，逼迫他们走上绝路。宋江“逼上梁山”，本质上就是用手段让人别无选择。
他让秦明上山，派人假装成秦明屠杀无辜让他无法回家；又让卢俊义上山，写诗嫁祸；逼朱仝上山，更是让李逵杀掉小官吏的儿子。表面上都为“义”，而本质上无非是“用”。他借着别人的鲜血来为自己谋求一纸官位，最终自己饮下毒酒，甚至不忘将李逵一同毒死。临死前他心里挂念的不是那些被他引上绝路的兄弟，而是梁山的“忠义形象”不能被李逵搞砸。
这样的角色若放在当今，身边那些“李逵”的支持者多如牛毛！因此，那些口口声声谈论忠义之人，反倒是最缺乏忠义的人。他们所忠诚的，仅仅是自己的权位；他们所坚守的，“义”则是迎合每一阵风向。只要这种角色存在一天，恶劣的潮流便会始终反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