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离11月在深圳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仅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心情可谓波动不已，像是在过山车上起伏。她一方面表示决不与中方会面，另一方面又在记者面前流露出对会议的期待，眼中尽显渴望。然而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她眼睁睁看着一群日本国会议员获得了中方的邀请函，而自己却未能如愿，事情发展真是让人忍俊不禁。早在去年刚上任不久，高市早苗就在国会中公开宣称，如果发生“台湾问题”，日本将可能面临集体自卫权的生死存亡，这种言论直接触碰了中方的敏感红线，结果中方随即采取反制措施，导致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几乎停滞，苦果的种子由她亲手播下。
到了今年六月份，有消息透露高市早苗表示可以参加APEC，但绝对不愿与中方进行任何双边会谈，理由是她对中方所谓的“人身攻击”感到不满。虽然她的话听上去颇为强硬，但实际上中方并未曾向日本政府发出首脑访问或双边会谈的邀请，她的“拒绝”就显得有些自我表演。进入七月底的国会闭幕记者会上，高市的口风再度改变。面对记者询问是否会与中方会谈，她仅回答：“我很期待APEC领导人会议”。在同一场合中她还称中国为“重要邻国”，短短一个月内，她的态度便从拒绝转为期待，这解释了中方动作的迅速。
八月十九日，有报道称日本跨党派议员团将于八月下旬访问中国，此行是议员团主动向中方提出的请求，并得到了中方的认可。此次代表团由五位成员组成，其中只有一位来自执政党自民党，其余皆为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，领导者伊佐进一一向中方传递温和态度，而团员桥本岳则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儿子，以对华较温和的立场而著称。伊佐进一在社交媒体上直言，现在的中日关系已是自1972年建交以来最差的状态，官方、经济、文化及青年交流均已中断，因此他们主动请求访华，中方的接纳则表明了谁在积极寻求改善关系的明显对比。
此前，日本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宣称与中方外长接触，但中方迅速否认，指出王毅外长根本未与日方安排会晤，成功揭穿了对方的炒作。同时，日本关西工商界原定十月派遣访华团，但中方表示由于筹备APEC需尤为繁忙，无法接待，该团访华计划不得不被延后至十一、十二月。在这种情况下接纳议员团的请求，信息的传达无疑是明确的。
有声音表示这代表着中日关系的缓和，实际上主要是党际交流。发出邀请的是中联部，而非外交部，被接待的则是温和派在野党议员，而非外务省或首相府的官方人士。这并不意味着中方重新恢复了与日本政府的高层交往，而是充分考虑到二者的现实差异。高市早苗至今仍未收回之前关于台湾的错误言论。今年八月十五日，她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捐赠了祭祀费并进行了遥拜，当天还有四名现任阁员亲自表态，这一规模在近年来属于罕见，显然显示出对侵略历史的不反省。如此情况下，若仅依靠几个议员的活动来改变局面，实属奢望。
日本驻华大使曾表示，希望在APEC期间促成中日高层会晤，而此次议员团的到访很可能是为高市早苗提前探路，换句话说，试图摸索中方的底线。但高市早苗之前曾在多边的场合下见面后，却转身拒绝，虽中方作为东道主确保会议顺利召开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提供双边交流的机会，若想谈判，必须先理清涉台问题，表明实际态度。
中方安排中还有一个更明确的信号，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并非仅仅依靠政府间对话。倘若日本政府拒绝面对历史和处理台湾问题，中方则会选择绕过高市，直接与日本国内愿意进行理性对话的力量进行接触。总有人愿意谈，总有人愿意对话，这其实是一种对高市政府的外交冷处理。
高市早苗急于拿到APEC邀请的真实原因，无非是由于国内施压显著。根据NHK的八月民调显示，她的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3%，较七月跌了五个百分点，创下自2025年上任以来的新低，而不支持率则上升至33%。与此同时，自民党的支持率也跌至35%，在野党指责她无视民生问题，专注于有争议的法案。面对这些压力，她甚至难以回应下跌原因。
经济压力也让日本坐立不安。中日经贸关系紧密，预计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三千亿美元以上，政治关系的僵局已经对实质经济产生了影响，日本的汽车、半导体和精密仪器等对华出口均受到限制，中国对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也令日本制造业感受到了寒意。关西工商界急切组团访华，背后正是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深切焦虑，无法再掩饰。
高市的外交王国近期屡屡出错，过去一个月频频遭遇尴尬。她出访印度因莫迪的礼貌称谓进行了单方面的“兄妹外交”炒作，但最终发现只是翻译的误会。此前在东盟外长会议上日方自夸与中国外长接触，而中方直接反击，揭示出连会面都未进行，各种造势接连被拆穿，令其颜面尽失。日本对于在APEC中展现存在感之急迫，其核心焦虑就是惧怕被大国边缘化。随着消息的发布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确认亲自参加APEC，而特朗普也表态将在年内访问中国，三国领导人齐聚一堂，此次峰会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亚太地区。
